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身份制下的中国农村社会阶层

    在农村建成人民公社制度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农民首先不是被当做一种职业,而是被当作一种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身份,这是中国独特的社会阶层现象。这在国外是不存在的,在西方国家,农民就是一个职业概念,指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们。这种身份特征,迄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分层。因此,我们先来看看身份制下的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结构。

    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而不是其他分层,也就是说,中国社会阶层是根据身份不同进行划分的。有两种身份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或者说决定了中国农村社会分层,一种是政治身份,另一种是户籍身份。

    (一)平均主义制度与经济上的“去阶层化”

    直到改革开放前,农村社会在经济上基本不存在分层,或者说难以分层,因为当时的农村基本上处于普遍贫困化状态,而且实现的是“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有人(White和Parish)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存在着“去阶层化”(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现象,指的也就是经济上不能分层的情况,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比较,毛主义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机会比较均等的社会”。他们发现,从基尼系数上看,70年代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为0.20)比市场型的发展中国家(为0.54)都低;他们通过对文革前和文革这两个时期人们获得教育、职业和收入三个重要社会地位的情况来观照当时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发现“文化革命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洗理,将中国从一个革命后比较平均的结构推向几乎是‘非阶层化’的大平均主义的结构。”

    到1978年,8亿农民只生产6095亿粮食,4224万担棉花。当年农民(社员)实际分配的实物和现金共为582.36亿元,人均从集体分到的收入为72.5元。加上农民自己的家庭副业收入,在外人口寄回的现金和实物折价,加上国家通过救济、民工补助、抚恤金等收入,总共为133.57元,平均每天为0.365元。当年全国城乡存款215亿元,农村社员储蓄55.7亿元,人均6.93元。八亿农民实际上都处于温饱线上挣扎。

    另外,经过合作化和公社化之后,土地、水利设施、牲口、大中型农机具等主要生产资料都是集体所有的。社员家庭只有小型农具如锄头、铁锹、镰刀、扁担等生产工具是私有的。所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名义上是集体所有,社员家庭、个人都没有支配权、经营权。在生产队里,实行集体经济,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社员(劳动力)每天在生产队长、副队长率领下,像工厂一样按时出工,按时下工,根据男女劳力和强弱不同,评工记分。名义上是实行按劳分配,但实际上,因为生产力低下,生产队主要生产粮食,粮食再多,首先要卖公粮,剩下只够口粮、种子和饲料。一年下来,劳少劳弱人多的户,只能分到一些粮食、柴草和其他实物,勉强地吃完烧完用完之后便两手空空,名义上还欠生产队一笔钱。而劳多劳强的农户,在分到一些粮食、柴草其他实物之后,也是两手空空,名义上在生产队有一点现金存着,但不能兑现,生产队也是空的,所以说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

    所以,在1978年前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农户与农户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经济上可说是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据国家统计局后来测算,1978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为0.22。经过公社化、办公共食堂、刮共产风,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等等,农村里一些原来比较富裕,或有些家底的农户,也都被弄空了。所以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在一个生产队里,在一个生产大队里,几百人、几千人,基本上都是住同一类的房子,穿大致相同的衣服(连颜色都只有灰色、黑色和军绿色等几种),吃一样的粮食,数量也大致相同。所以,当时的中国,几亿农民实际上成了一个阶层,都可以被称作社员,人民公社的社员。

    (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掩盖不了身份上的等级差别

    人民公社内部虽然不存在明显的经济分层,但在政治上还是有阶层等级的,那就是身份等级,即政治身份和户籍身份等级。从土地改革年代开始,国家在农村开始划分阶级,这一划分在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就成了阶级斗争的依据。改革前,人们在政治上是有着明确的阶级区别的,每个人的家庭都有阶级成分,无论升学、参军、参加工作,招工,出任干部以及各种原因登记履历表时,都有一栏要填写,叫做家庭出身。这个家庭出身,就是在每个人的家庭土地改革时被划定的成分。不同阶级身份的人会受到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对待。在土改时期,如是地主,则被没收全部土地及财产,如是富农,则被征收一部分土地,中农则基本不动,贫雇农则分进土地。当时国家的农村政策是“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后来一直到1978年,土改划分的阶级身份就被作为历次运动和工作的依据,比如,选任干部,一般都要选拔贫农、雇农出身的干部,在合作化运动中又从中农中划出了个下中农阶层,也成了依靠对象,所以后来在四清运动中就明确提出要依靠贫下中农。中农是团结对象,富裕中农则被认为有资本主义倾向,政治上受到歧视,一般不能当干部。在合作化初期,地主、富农入社开始只能当候补社员。实际上,从经济上看,这些地主、富农不仅没有比贫下中农好,而且还差,连他们的子女都受到牵累和歧视,基本上没有资格去参军、上学和被招工等。

    另一个分层维度是基于农业、非农户口之上的户籍身份,在农村,享有非农户口的人在社会地位上明显高于其他人。在人民公社内部,干部与社员不同的是前者是管理者,但是干部也是有差别的,分两类干部,一类是脱产干部,他们有非农业户口,吃商品粮,属国家干部编制,有干部级别,由政府财政发工资,多数不是本县本公社的人,由政府党委派遣调来的。他们是本公社的公社党委书记、社长、武装部长、农林助理、文教助理、公安特派员等等,主持全公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工作,是各方面的领导者,决策者。这类干部很少,一个公社只二十多人。他们实际上是农村中社会地位最高的阶层。

    另一类是不脱产干部,这是大量的。他们同农民社员一样是农业户口,没有商品粮,都是从社员中选拔出来的。在公社机关里,他们是各办公室的办事员,有的担任秘书等。视公社大小,有十多人,也有几十人的。在生产大队一级,有支部书记、大队长、副大队长、会计、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等等,一个大队有七八个人到十多个人。支部书记、大队长由公社党委指定、任命,其余的干部则由本大队党支部决定。在生产队,有队长一人、副队长若干名,会计、记工员,保管员等等,一个一二百人的生产队,有干部五六人到七八人。为主的是队长和会计2人。队长由大队党支部指定。不脱产干部本身是社员,同农民身份是一样的。他们在名义上也要参加集体劳动,也靠挣工分,分得口粮和现金。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面前,他们也同社员一样的,是集体经济的一个成员。但他们一旦当了支部书记,当了生产队长,就是这个大队这个生产队的集体经济的管理者,经营者,就拥有了很大的权力,可以调配、支配、处理本大队、本队的土地、牛马、农机具、水利设施等资源,以致有调配劳动力的权力。实际上,脱产干部属于城镇居民范畴,而非脱产干部则属于农村和农民范畴,户籍身份是把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主要是农民)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相互很难转换和流动的阶层。

    就这样,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在农村内部铸就了一个经济上平均、政治上以身份为阶级划分标准的社会结构,而在城乡之间建起了一道歧视农村和农民的户籍制度鸿沟,阻滞了中国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变的过程。尽管政治身份在农村内部将农民划分为不同阶层,但是由于农村当时内部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各个政治阶层之间在资源享受上差别很小,但是户籍身份却使农民阶层不能享受同等的公民待遇,使他们处于最低的社会地位:在经济层面上,农民不能选择到城镇就业,只能在农村务农,即使在务农上也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支配权和分配权,也没有自主出售粮食的权力,只能通过国家渠道,因此而被无偿地占有了大量收入(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在社会层面,城市居民、干部和职工都有较好的社会保障,老了有退休金,病了有公费医疗,农民则要靠子女养老,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只参加合作医疗。在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方面,城市居民之子女,在公办学校就业,只交少量学杂费,农民子女在农村上学,校舍设施要集体集资建设、购置,教员多数是民办教师(也是农民),他们的工资基本上由农民负担;城市的道路、电力设施自来水都由政府出资建设,供居民共享,农村的道路要本村本队修,电力和自来水等公用设施都由集体向农民集资建设,等等。这是一种通过身份等级形成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现象,长期实行“一国两策”的结果便是,形成城镇居民的孩子永远是城镇居民、农民的子女永远是农民的世袭阶层体系。

    中国网 2002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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