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妍

今年5月4日，被誉为“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案”的黄友俭、邓松柏状告汝城县政府信息不公开一案，在经历漫长的一年诉讼旅程后，早已磨尽希望的两人将起诉信寄往了最高法。过去一年，除了汝城县法院明确表示不属于自己的受案范围外，郴州中院和湖南高院保持着沉默。法院的沉默，成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施行一周年时，最让人不安的画面。

汝城县政府信息公开案意外遭遇的司法冷遇，在《条例》实施一年间绝非孤例。在众多法院“不予受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中，一条见诸《条例》的规定成为法院裁定信息公开案“不予受理”的高频表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可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这也即意味着，当公民要求政府公开信息遇阻时，只能向其上级部门举报，而不能走包括司法诉讼在内的其他救济渠道。

如此法院几乎全体噤声的语境下，最高人民法院于近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则无疑拓宽了公众知情权的司法救济。（11月2日 新华社）在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民意呼唤愈发强烈的今天，最高法公布的此项规定，一扫此前公众知情权上司法沉默的阴霾，如此介入，令人欣慰。

赋予公民针对政府信息公开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让法院在公众要求政府信息公开遇阻时，不能再理所当然地保持沉默。它弥合了此前《条例》中未能清晰赋予公众拥有司法诉讼权利的内容，也改变了公众在政府信息公开上频受阻挠却救济无路的窘境。从这个角度来说，“赋予公民起诉权利”可谓《规定》扫清公众知情路障的一大亮点。

当然，公众有权在政府信息公开上“民告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此后的政府信息公开上能一片坦途。习惯以“国家秘密”、“信息不存在”为理由，搪塞公众知情权的众多政府信息公开事件中，我们的一些相关部门似乎已经习惯了政府信息作为“国家秘密”的价值存在。在他们眼中，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人更似“间谍”，需要每天专门派人在门口盯梢，以防“国家秘密”外泄。谓予不信，此前河南青年王清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却被当成间谍的遭遇，便是明证。

也正如此，就像要改造我们的说话一样，我们的相关部门确需在信息公开民意吁请愈发强烈的当下，改变我们的行政思维，不能把纳税人支撑的政府行政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秘密存在，而更应该习惯将政府行政的“毛孔”置于公众审视的目光之下，而非让“秘密”遮蔽双眼。

要做到这点，厘清公众知情与真实国家机密的界限就至关重要。也正因此，此次最高法首次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保密”边界，就显得可圈可点：其提到作为被告的政府部门，只有在提供法定程序或主管、同级保密部门出具的属于“国家秘密”的审查结论时，才可不提交政府公开信息。这也意味着，今后相关部门张口即出的“国家秘密”只能是空口无凭，你要么拿出“国家秘密”的真凭实据，要么选择信息公开，“国家秘密”不再是拒绝信息公开的“尚方宝剑”。

当然，除了“保密”的界限确定，针对以往信息公开中多次遭遇的政府回避问题，也在此次《规定》中一一明晰权责，其对公众的权利救济堪称完备。只是，完备的公众知情权不能只靠司法救赎，迈进司法，即意味着官民信息互通走向了无可挽回的一步。也只有在政府信息公开上主动介入、便民展示，官民信息沟通才有可能步入良性，此前广州主动公布114个政府部门预算引发的民意爆棚，不就是勇敢的一大步吗？